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一·周纪一的原文及翻译如下：
原文
威烈王 ◎二十三年戊寅，公元前四零三年。初命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。
臣光曰：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，礼莫大于分，分莫大于名。何谓礼？纪纲是也；何谓分？君臣是也；何谓名？公、侯、卿、大夫是也。夫以四海之广，兆民之众，受制于一人，虽有绝伦之力，高世之智，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，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！是故天子统三公，三公率诸侯，诸侯制卿大夫，卿大夫治士庶人。贵以临贱，贱以承贵。上之使下，犹心腹之运手足，根本之制支叶；下之事上，犹手足之卫心腹，支叶之庇本根。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。
文王序《易》，以乾坤为首。言君臣之位，犹天地之不可易也。《春秋》抑诸侯，尊周室，王人虽微，序于诸侯之上，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，未尝不惓惓也。非有桀、纣之暴，汤、武之仁，人归之，天命之，君臣之分，当守节伏死而已矣。是故以微子而代纣，则成汤配天矣；以季札而君吴，则太伯血食矣。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，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。
夫礼，辨贵贱，序亲疏，裁群物，制庶事。非名不著，非器不形。名以命之，器以别之，然后上下粲然有伦，此礼之大经也。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，辞邑而请繁缨，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。惟器与名，不可以假人，君之所司也。政亡，则国家从之。卫君待孔子而为政，孔子欲先正名，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。夫繁缨，小物也，而孔子惜之；正名，细务也，而孔子先之。诚以名器既乱，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。
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。圣人之虑远，故能谨其微而治之；众人之识近，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。治其微，则用力寡而功多；救其著，则竭力而不能及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履霜，坚冰至”，《书》曰：“一日二日万几”，谓此类也。
呜呼！幽、厉失德，周道日衰，纲纪散坏，下陵上替，诸侯专征，大夫擅政。礼之大体，什丧七八矣。然文、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，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。
何以言之？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，请隧于襄王，襄王不许，曰：“王章也。未有代德而有二王，亦叔父之所恶也。不然，叔父有地而隧，又何请焉！”文公于是乎惧而不敢违。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、滕，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、莒，然历数百年，宗主天下，虽以晋、楚、齐、秦之强，不敢加者，何哉？徒以名分尚存故也。
先王之礼于斯尽矣。是大不然。夫三晋虽强，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，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。不请于天子而自立，则为悖逆之臣。天下苟有桓、文之君，必奉礼义而征之。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，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，谁得而讨之！故三晋之列于诸侯，非三晋之坏礼，乃天子自坏之也。
呜呼！君臣之礼既坏矣，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，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，社稷无不泯绝，生民之害糜灭几尽，岂不哀哉！
（后文省略，包含智伯之亡等具体历史事件）
翻译
威烈王二十三年（戊寅，公元前403年），初次册封晋国的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。
臣司马光说：我听说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制，礼制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，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。什么叫礼制？就是国家的法度纲纪；什么叫区分地位？就是君臣之间的名分界限；什么叫名分？就是公、侯、卿、大夫等官爵名位。凭借四海之广，亿兆民众之众，都受一个人的统治，即使有超凡绝伦的力量，至高无上的智慧，也不敢不为他奔走服役，这难道不是因为礼制作为法度纲纪而起着作用吗！所以天子统率三公，三公督率诸侯国君，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，卿大夫又统治士人百姓。高贵的统治卑贱的，卑贱的服从高贵的。所以上级指挥下级，就如同心腹驱动四肢一样；下级侍奉上级，就如同手足保护心腹，枝叶庇护树根一样。这样上下就能互相保护，从而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。
周文王编辑《易经》，以乾坤两卦为首要。这说明君臣之间的上下关系，就如同天地一样不能互换位置。《春秋》一书贬低诸侯，尊崇周王室，周朝使臣虽然地位不高，但在排列顺序上却位于诸侯之上，由此可见圣人在君臣关系上，总是殷勤郑重。如果不是遇上夏桀、商纣那样的暴君，商汤、武王那样的仁君，百姓归附，上天授命的话，君臣之间的名分，是应当宁死守节不可失掉的。因此，如果让微子代替纣王而拥有天下，那么成汤配享天帝的祭祀就可以千秋万代了；如果让季札做吴国的国君，那么太伯就可以永远享受祭祀了。然而他们两位却宁愿国家灭亡也不愿即位，实在是因为礼制的大节不可紊乱啊。
礼制的作用，是区别贵贱，排列亲疏，裁决万物，处理各种事务。没有名分，就不能显扬；没有器物，就不能成形。要用不同的名分来命名，要用不同的器物来区别，然后由上到下才能井然有序，这就是礼制的大法。从前仲叔于奚对卫国有大功，他谢绝了封地，而请求允许他享用诸侯才能用的马饰，孔子认为不如多给他一些封地。因为名分和器物，是不能随便给人的，这是国君的职权；如果政令亡失，国家也会随之灭亡。卫出公在位时，等待孔子来治理政事。孔子却把匡正名分作为第一要务。他认为名分不正，百姓的行为就会失去准则。马饰，不过是小小的饰物，孔子尚且很珍惜它；正名，可以说是细微末节的小事，而孔子却把它作为首先办理的事情。确实是因为名器一旦乱了，那么君臣上下的关系也就无法维持了。
所以，事情没有不是从微小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。圣人的思虑深远，所以能在细微之处谨慎对待并处理它；一般人的见识短浅，所以必等事情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才想着去补救它。在细微处处理，用力小而功效多；到严重时补救，往往竭尽所能还达不到效果。《易经》说：“脚下踏着严霜时，就知道水就要凝固成坚硬的冰块了。”《尚书》说：“一日二日有万种几微之事。”就是指这类情况。
唉！周幽王、周厉王丧失德行，周朝的道路日渐衰败，纲纪法度散乱毁坏，下级欺凌上级，上级威权被取代，诸侯擅自征伐，大夫独揽政权。礼制的主要内容，已丧失十分之七八了。然而文王、武王的祭祀还能绵延不绝的原因，大概是由于周朝的后代子孙还能各自恪守名分吧。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从前晋文公对王室有大功，他向周襄王请求死后享用王者的隧葬之礼，周襄王没有答应，说：“这是国家的典章制度。没有代替天子之德而有二王的，这也是叔父您所厌恶的。不然的话，叔父您有地，尽管隧葬就是了，又何必请示我呢？”晋文公于是心生畏惧，不敢反抗。以当时周王所管辖的土地面积，不会比曹国、滕国大，以周王统治的人民，不会比邾国、莒国多，但是它经过数百年，仍为天下共主，纵然以晋、楚、齐、秦等国的强盛，也不敢随便加害于它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就在于名分还依然存在的缘故啊！
先王的礼制在这里全都丧失了。事情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。晋国三家虽然强大，但假如他们不顾天下的声讨而触犯道义、侵犯礼制，那么他们就不会去请求天子而自立了。不请求天子就自立为诸侯，那就是悖逆之臣。天下如果有齐桓公、晋文公那样的君主，一定会尊奉礼义，兴兵讨伐他们。现在他们向天子请求，天子也答应了，这就是接受天子的册封而成为诸侯，谁又能讨伐他们呢？所以晋国三家位列诸侯，并不是晋国三家破坏了礼制，而是天子自己破坏了礼制啊。
唉！君臣之间的礼制既然已经被破坏了，那么天下之人就会凭借智谋和武力来争夺霸主地位。这样一来，使得那些原本是圣贤后代的诸侯们，他们的国家没有不灭亡的，百姓所遭受的祸害几乎到了无法消除的地步，这难道不令人感到悲哀吗？
（注：此段翻译接上文，继续解释了司马光对于三家分晋事件及其背后礼制破坏的评论，并表达了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深刻反思。）
在三家分晋之后，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战国纷争的时代，各国之间频繁发生战争，礼制更加崩坏，社会动荡不安。司马光通过回顾这一历史事件，旨在强调礼制在国家治理和维持社会秩序中的重要性，并批判了那些破坏礼制、追求私利的行为。他的观点对于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，提醒人们在追求权力和利益的同时，也要尊重和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。
以上是对《资治通鉴·周纪一》部分内容的翻译和解读，希望能够帮助您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。同时，也建议您阅读原文，以更深入地体会司马光的写作风格和思想内涵。
